（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一日）
毛泽东的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》一文，曾在中共中央机关报《向导》周报上刊载了前半部分，未能刊完。当时瞿秋白对这篇文章非常重视，便将全文交我党在武汉办的长江书局，以《湖南农民革命》为书名出版，并为该书写了这篇序言。
“匪徒，惰农，痞子……”这些都是反动的绅士谩骂农民协会的称号。但是真正能解放中国的却正是这些“匪徒……”。湖南的乡村里许多土豪、劣绅、讼棍等类的封建政权，都被这些“匪徒”打得落花流水。真正是这些“匪徒”现在在那里创造平民的民权政治，正是全国的“匪徒”才能真正为民族利益而奋斗而彻底反对帝国主义。有“人”说他们是过分了。但是这是不是人话呢？至少都是反革命派的话。中国所谓“成则为王，败则为寇”，谁是寇呢？都是失业贫困而暴动的农民。谁是王呢？都是利用暴动农民而得胜的“土匪头儿”。中国的真正老牌国货，便是土匪和官僚。土匪是革命党，官僚便是地主、土豪的代表。当然，这些官僚士大夫原本是土匪头儿的奴才。土匪头儿没有得志的时候，总是和失业破产的平民称兄道弟，等到他得志了，他便雇用收买许多士大夫、官僚来压迫平民，他便成了地主阶级的代表。如今的世界可大不相同了。西洋外国的世界革命起来了，是把俄国的“土豪头儿”、“巨腹贾”的代表——所谓“察尔”（Tsar）也者，和大资本家，一箍脑儿推翻了。这是谁做成功的事？是工人，所谓无产阶级率领的革命呵！中国的无产阶级也就起来，他在城市中的斗争足以率领三万万九千万的中国农民。中国农民从今以后渐渐的要脱离土匪头儿的利用，他们现在有了新的领袖——工人，这个新的领袖的利益是和他们相同的，是能率领他们革命到底的，不象土匪头儿似的，事成了自己便去做皇帝。请看湖南的农民已经事实上能力争自己的政权。他们打倒军阀、省长、知县大老爷、都团团总、土豪劣绅的政治机关。他们打倒玉皇大帝、元始天尊、天下都城隍、城隍老爷、土地公、五圣神、大狐仙的神权。他们打倒宗祠、族长、宗长、房长们、叔、舅、爷的族权。她们打倒父夫舅姑的男权。他们自己的力量解脱自己的桎梏，要将压迫者剥削者，个个正典型。这些龌龊万分的东西，都要他们自己起来，才能扫除。难道这些做过分么？当然，湖南农民的解放是得着国民革命军的帮助。但是战场拚命的国民革命军的兵士是谁？也都是贫困的农民呵！
农民打倒官权、神权、族权、男权是为着什么？是为着创造自己的民权。他们农民协会的民众参加县政，主持乡民会议的运动。民众已经开始自己管理自己的事，甚至打官司，交钱粮，减租，阻谷，办学堂，兴水利……都要自己来管。他们自己来管便怎样？要的是自己经营自己的生活。农民的生活便是土地。农民没有土地，便是如鱼失水。农民要一个国家，他们对于自己的国家，当然愿意纳税。但是，第一，他们必须自己来创造这个国家。第二，他们的国家不许有土豪劣绅私有田地。他们只知道自己耕田所得，分出一部分给自己的国家，其他一概不能管。他们耕田纳税之外，难道还能承认地主劣绅的“不平等条约”。“率土之滨，莫非农土”！中国境内，不要有一个农民纳什么地主的租；农民只能租国家的田，不能承认“不自耕作坐收田租”的人。这就叫做土地国有。农民自己耕三亩田，享用三亩，耕五亩享用五亩，这些田地是只属于国家所有，但是耕种的人自耕自享，不能承认地主。这就叫做耕地农有！
中国农民要的是政权，是土地。因为他们要这些应得的东西，便说他们是“匪徒”。这种话是什么人说的话！这不但必定是反革命，甚至于不是人！
农民要这些政权和土地，他们是要动手，一动手自然便要侵犯神圣的绅士先生和私有财产。他们实在“无分可过”。他们要不过分，便只有死，只有受剥削！
中国农民都要动手了，湖南不过是开始罢了。
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，到战线去奋斗，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。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，和读彭湃的《海丰农民运动》一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