民国“黄金十年”是想象的幻景

  正如胡绳所言:“国民党在这十年中就埋下了它最后垮台的根子”。那些象征“山河一统”的“宁汉合流”、“东北易帜”,用以标榜“独立自强”的“修约运动”,以及南京等大城市中的所谓近代化建设成就,无非是一些自欺欺人者给“黄金十年”找来的“虚面子”罢了。

  有一种观点认为,从1927年国民党定都南京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,近代中国迎来全面发展的“黄金十年”。在这十年里,各项社会经济指标取得发展和突破,开启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新进程。那么,所谓“黄金十年”的“含金量”究竟有多少?是历史事实还是想象的幻景?

  经济恶化的十年

 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,制定和推行了一系列新的经济政策,但经济命脉很大程度上操控于帝国主义之手。如煤矿业,1936年帝国主义控制的煤产量达2222万吨,占全国煤产量55.7%;钢铁工业中,生铁产量95%以上被日本等帝国主义国家控制;石油、电力等领域也几乎为日美等国垄断。国民政府缺乏经济方面的治理能力,一些措施与工业增长要求背道而驰。例如,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大量依靠债券和借款,并且付给较高利息,使全国投资的70%从工商企业流向政府,十分不利于经济发展。

  从工商业发展的角度看,“黄金十年”的“含金量”有限。这一时期得到发展的民族工业主要是轻工业,但外资工厂仍在整个行业中占据垄断地位。在纺织工业中,1936年外资纺织厂的纱锭占中国全部纱锭的46.2%,线锭占67.4%,织布机占56.4%,中国纱厂在资金和产品方面均落后于外资纱厂。卷烟工业几乎被英美烟草公司独占。其他如肥皂工业,英资肥皂公司一家产量就等于所有中国人办的肥皂厂产量的一半。

  所谓“黄金十年”期间经济并不是持续增长,整体增长速度仍旧缓慢,工业产值只占到国民经济总产值的10%左右。国民政府对外国资金、技术的依赖程度过大。国民政府为应对战争,大量发行法币,为维持军费不断提高税负,加之官僚资本的膨胀,严重影响民族工业发展。更为关键的是,这一时期,整个国家呈现衰败景象,在农业生产领域的表现尤为明显。这十年中,农产品进出口数量形成明显反差。大米年均净进口量,由1921—1925年的1850万市担增加到1931—1935年的2129万市担;小麦年均净进口量,由1924—1928年的880万市担增加到1929—1933年的2773万市担;而1933—1936年年均输出的农产品仅及1931年以前年均的半数。1927—1931年,全国粮食产量大幅度降低。农产品输出量锐减,使农村经济萧条,副业经济萎缩。农村经济整体徘徊不前,甚至衰退恶化。

  大城市相对繁华的同时,农村出现赤地千里、遍地饿殍的惨烈景象。1930年,中国人口死亡率高于美国2.5倍,甚至明显高于印度。土地所有者纷纷变卖土地,逃离乡村,造成农村资本严重枯竭,农民负债日渐增多。据针对全国20个省737个县的调查,1933年农民平均负债比例高达62%。

  政治反动的十年

  “宁汉合流”和“东北易帜”以后,国民政府虽然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,但其实际控制范围不过苏、浙、皖、赣、闽数省,各地军阀实际上仍处于分庭抗礼的割据状态。国民党内部也分裂成许多派系。军事上,蒋介石、唐生智、李宗仁、李济深、冯玉祥、阎锡山等各自拥有武装力量;政治上,汪精卫、蒋介石、胡汉民、西山会议派等各成一派。军阀势力与政客集团互相倾轧,内部纷争十分激烈。1930年爆发的中原大战,标志着国民党内部军事斗争与政治纷争达到高峰。军阀与政客勾连,内斗复杂激烈,是所谓“黄金十年”的政治实态。

  南京国民政府本质上是“以军领政”的军事独裁政权。蒋介石集团大量引入旧官僚、旧军阀势力,以致国民政府日益腐朽,贪污腐败浸透行政机关。国民政府表面上主张开放党禁、团结御侮,实际上打击异己,逐步暴露其贪污腐化、派系倾轧和管理无能的面目,以致民意尽失。1930年5月20日,《北华捷报》写道,“与不到18 个月前的热情相比,今日所有中国人中的绝望感,也许是最糟的一点”。1933年6月19日,《国闻周报》评论,“民众厌弃国民党之心理,为不可讳言之事实”。在所谓“黄金十年”期间,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引起国民党内部及社会各个阶层的反对和抵制。知识分子公开发出抗议,揭露和批判国民党践踏人权、无视法制的独裁统治。

  民族危机加剧的十年

  1927—1937年,南京国民政府试图实现关税自主、废除不平等条约,但在列强面前,收效非常有限。1928年国民政府虽与英美日法等国缔结新的关税条约,表面上实现关税自主,但进口货物的最高税率不能超过1925 年在北京举行的关税特别会议所规定的差等税率,所有进口货物除按原定值百抽五外,附加税税率不得超过30%。中国海关行政与税率制定权仍操于外国人之手,总税务司一职仍由英国人担任。1931年,国民政府关税自主权遭到严重破坏,废除领事裁判权的谈判再也无法继续,所谓“修约运动”只能草草收场。

 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,日本侵略者侵占东三省,建立伪满洲国。南京国民政府由“不抵抗”转向“一面抵抗,一面交涉”,但仍以妥协为主。在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高涨情绪及社会舆论的压力下,国民党才逐步开始局部抗战。从求助国联干预,到上海停战,再到塘沽协议,国民党根本没有彻底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决心。

  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,对中国商品、资本、市场的压榨和掠夺进一步加深,工商业深受其害,国民政府却无力招架。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,日本在东北设立的公司达369个,实缴资本额达52200万元。其中,满洲铁道、满洲炭矿、满洲石油、满洲电业、满洲化工等10多家垄断某个行业的“特殊公司”与“准特殊公司”的资本额,占日本在东北设立的所有公司资本额的71%,达36900万元,几乎掌握了东北的经济命脉。

  1935年,日本制造华北事变,策动华北五省脱离国民政府,实行所谓“自治”,进而脱离中国。面对日本吞并华北的企图,国民党企图以退让求和平,将中央军撤离平津地区,批准成立半自治性质的冀察政务委员会,以满足日本的胃口。侵略者的铁蹄步步逼近,恰是所谓“黄金十年”的真实写照。

  谁的“黄金十年”?

  所谓民国的“黄金十年”,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幻景。历史评判首重立场,如果从中华民族的立场来看,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幸福是近代中国革命的根本奋斗目标,也是我们评判历史的根本标尺。由此来看,1927—1937年,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,致使大革命失败;官僚、买办资本持续增长、膨胀,占中国绝大部分的农村日益凋敝;日本帝国主义更加猖狂,东北、华北大片国土沦丧……这难道就是所谓的“黄金十年”吗?

  从国民党自身立场来看,这是他们的黄金十年吗?答案也是否定的。从兴中会到中国同盟会,到国民党、中华革命党,再到中国国民党,最终在孙中山的不懈努力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,国民党完成改组。两党共擎反帝反封建大旗,东征北伐,一度拉开真正的“黄金十年”的序幕。然而,国民党右派一再向帝国主义列强妥协,将封建军阀、地主、买办和大资产阶级奉为上宾。这意味着国民党自身的退化变质。他们为帝国主义、封建势力、大资产阶级努力攫取利益,又衍生出以“四大家族”为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。这些中华民族的寄生虫,又何尝不是国民党自身的吸血鬼呢?国民政府越是为他们攫取利益,就越受其束缚,就越丧失民心,其政权基础也就越薄弱。正如胡绳所言:“国民党在这十年中就埋下了它最后垮台的根子”。那些象征着“山河一统”的“宁汉合流”、“东北易帜”,用以标榜“独立自强”的“修约运动”,以及南京等大城市中的所谓近代化建设成就,无非是一些自欺欺人者给“黄金十年”找来的“虚面子”罢了。

  那么是否真的有“黄金十年”?有,但它只存在于上海滩的十里洋场、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的“王道乐土”。近代中国深重灾难的罪魁祸首正是殖民主义、帝国主义,中国越乱弱,它们就越受益。所以,1927—1937年是一个“黄金十年”,但那终究是“洋大人”的“黄金十年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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